绥化市高薪急聘夜场女孩，提供正规娱乐场所职位

我记忆里最深的，不是震耳的音乐，也不是晃眼的灯球，是绥化冬天夜里，街边那些招聘灯箱的光。尤其是那种粉红色的，“诚聘公主”四个字，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空气里，晕开一团暖昧又单薄的光晕，照着底下积着冰碴儿的路面。你路过，哈出的白气瞬间被那灯光染上一点颜色，然后散掉，像个没做成的梦。

干这行年头多了，你看人就不太看脸，先看手和脖子。手是看有没有茧子，干过粗活没有；脖子是看姿态，是畏缩地缩着，还是硬挺着一种虚张的声势。大概七八年前吧，我还在一个场子里管点事儿，面试过一个叫小娟的女孩。名字普通得就像咱这地里长的野菜。她来自北边哪个县我忘了，说话带点那种林场附近的含糊口音。穿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，袖口蹭得有点发亮，坐在包厢柔软的沙发上，只敢挨半个屁股。

问她为啥想来，她说得也直白，“来钱快”。可你仔细听，那话里不光有对钱的渴望，还有一种更急切的、想把自己从某个泥潭里拔出来的劲儿。绥化这地方，你说它小吧，五脏俱全；你说它安稳吧，机会也就那么几条缝。工厂、柜台、饭馆，一个月累死累两千出头。对于一个家里可能指着她、自己心里又憋着一股“我也能行”的火的年轻女孩来说，夜场招聘广告上那些模糊的“高薪”、“日结”，就像冰天雪地里看到的一个暖炉，管它烧的是什么，先靠过去再说。

其实绥化的夜场，跟哈尔滨比，少了点洋气和国际范儿；跟上海那种更没法比，那是两个世界。这里更像一种…嗯，一种粗粝的、直给的娱乐。岗位也简单，服务员就是点单倒酒清理台面，累，钱少，但相对干净。“公主”呢，本质上还是服务员，但得陪着喝点，玩点骰子，嘴要甜，要能哄着客人多开几瓶酒，从酒水里提成。至于“气氛组”，那时候叫得还没这么时髦，其实就是一些年轻女孩，场子花钱请来，或者自己进来玩免低消，坐在散台卡座，显得这场子热闹，有人气。这里头门道就深了，场子不给你发工资，但你自个儿能不能认识人，能不能有人给你买酒，能不能从这场流动的宴席里分到一杯羹，全靠个人本事。风险？那都是不明说的。客人灌你酒，手不老实，言语上的挤兑，那是家常便饭。场子管不管？看情况，看客人是谁，看你值不值得他们“管”。最怕是染上不好的习惯，或者欠了谁的情，那就像脚陷进了化开的春泥里，越挣扎越深。

小娟后来留下了，从服务员开始干。我观察过她，学习能力惊人。怎么开啤酒不溅出来，什么酒兑什么软饮口感好又不醉人，骰子怎么晃能听着唬人，她很快就掌握了。她身上有种矛盾的东西，一边是迅速披挂上的世故，见到谁都哥、姐地叫，笑容标准；另一边，在没人注意的间隙，比如等着客人点单的时候，她会看着窗外发呆，侧脸有种没褪干净的稚气，和一种深深的疲倦。我知道她攒了点钱，寄回家一部分，剩下的买了些衣服化妆品，人捯饬出来，确实比刚来时亮眼不少。可代价是什么呢？是黑白颠倒的作息，是对正常生活节律的疏离，是嗓子常年带着被烟熏酒泡过的沙哑，还有看人时那种不自觉的、掂量价值的眼神。她获得了一种短暂的、泡沫一样的“光彩”和自信，在震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里，她似乎很重要，是这场狂欢的一部分。可天一亮，走出那扇隔音门，冷风一吹，那种光彩就跟街上的霓虹一样，啪，灭了。

以我的经验看，这根本不像正经招聘，更像一种特定环境下的“社会气压阀”。绥化这样的城市，经济的气压有点低，那些躁动的、不安的、想快速改变现状而又无路可走的青春荷尔蒙，总得有个去处。夜场，就成了这样一个泄压阀。它提供了一种幻觉，一种似乎可以绕开漫长努力、直达某种“成功”或“解脱”的捷径幻觉。那些灯箱，对一小部分人来说，可能是跳往更大世界的跳板（我见过极少数真的靠这攒了本钱去做小生意的）；但对更多的小娟们来说，它只是一扇旋转门。进去，出来，周而复始。出来时年纪大了几岁，眼神浊了几分，带走的钱可能转眼又花在了别处，留下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记。

我后来离开那个行当了。偶尔半夜喝酒回家，路过那些依旧亮着的粉红灯箱，会想起小娟，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，是回了老家，还是辗转去了别的城市、别的场子。这段经历让我对“选择”和“生存”这两个词，多了很多复杂的理解。你很难高高在上地去评判什么。在某种逼仄的境地里，人就像在冰面上行走，滑向哪里，有时不完全是自己能控制的。我劝过一些看着太“生”的女孩，说这行吃的是青春饭，也是情绪饭，耗人。有的听了，低头走了；有的只是笑笑，说哥，我知道，可我缺钱。

最后留在我脑子里的，就是那个画面：寒冬深夜，粉红色的灯光，照着清冷的街。一个穿着厚羽绒服的身影，在灯箱前驻足，仰头看那几个字。她看了多久？心里在盘算什么？没人知道。然后她推开那扇厚重的、隔音的门，身影被温暖又嘈杂的声浪吞没。门关上，街上恢复寂静，只有灯箱，还在不知疲倦地、一圈一圈地晕染着那团粉红色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