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湖镇夜场最新招聘联系电话与信息查询

临湖镇夜场招聘电话是多少

这话是前天晚上，一个几年没联系的老同学，在微信上冷不丁扔过来的。屏幕的光在黑暗里有些刺眼，我盯着那行字，愣了一下，接着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像湖面起了薄雾似的情绪。我没立刻回。我能想象他打出这行字时的样子，或许是在某个乏味的夜晚，手指在屏幕上游移，带着一点试探，一点不好意思，还有对“本地通”的我那种想当然的期待。他想要的是一串数字，一个能接通某个经理、领班，然后或许能换来一次面试机会的号码。但在我这儿，这个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捅开的不是一扇写着招聘启事的门，而是整个临湖镇粘稠、闪烁、带着廉价香水与烟蒂气味的后半夜。

我得从湖滨路说起。如果你没在晚上十点以后逛过那条路，你就只认识半个临湖镇。白天的湖滨路是属于老头老太太和游客的，湖风慢悠悠的，柳条也慢悠悠的。可太阳一落山，就像有人悄悄扳动了闸门，另一种电压通了上来。霓虹灯不是一齐亮的，而是有些羞怯又有些争先恐后地，“滋滋”两声，这家的“豪”字缺了个点，那家的“夜”字泛着幽幽的蓝光。空气的味道很复杂，是街角烧烤摊孜然混着炭火的焦香，是奶茶店甜腻的香精味儿，再往前走，从那些厚重的、隔音效果并不好的门帘缝隙里，溜出来的是经年不散的烟酒气，劣质空气清新剂也盖不住，还有一点点，说不清是地板清洁剂还是什么东西发酵后的微酸。

我表弟，我二姨家的，就在这条路上的一家KTV里当过服务生。那是他高中辍学后的第一份正经工作。怎么找到的？根本不是靠电话。那时候他天天在镇上瞎晃，像只没头苍蝇。有一天，就在“金色年华”那扇总贴着“门前禁止停车”的玻璃门旁边，电线杆上，贴着一张巴掌大的红纸。字是手写的，圆珠笔，字迹有点歪：“招少爷服务员，待遇面议，晚八点后店内咨询。”连个落款都没有。他就真傻乎乎地晚上八点去了，穿着他最好的一件仿AJ运动衫。接待他的是一个穿着黑衬衫、袖子挽到胳膊肘的男人，胸前别着个“经理”的塑料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问了句“能熬夜不？”，然后就让第二天晚上来“试试”。试试，就是白干一晚，看你能不能端稳果盘，会不会开啤酒瓶，能不能忍住客人醉醺醺的刁难。我表弟后来跟我说，那一晚他小腿肚子都是抖的，不是累，是那种走进一个完全陌生规则的世界的紧张。那红纸，那没有电话的招聘，那一声“试试”，就是他们那个行当最原始的通行证。电话号码？那是你进去之后，混得脸熟了，才可能从同事那里问到的、某个领班的私人号码，还得看你“懂不懂事”。

所以你看，你要的那个电话，它不是公开悬赏，更像是一种小范围的、带着体温的流通券。它可能存在于某个叫“湖滨路吃喝玩乐”的五百人群里，被不断刷屏的拼多多链接和短视频淹没，偶尔有人问一句“XX家还招人吗？”，下面会有一两个熟悉的头像回复“私你了”。它也可能印在某个领班皱巴巴的名片角落，只发给他觉得“有眼力见”的年轻人。这种信息的传递，依赖的是小镇肌理里那些最细微的毛细血管，是眼神，是散烟时弓下的背，是“我有个朋友”那句开场白。它拒绝搜索引擎，它活在微信的私聊窗口和夜晚路灯下短暂的交谈里。像潮湿墙面上悄悄生长的苔藓，你看不见它是怎么蔓延的，但它就在那儿。

在那些场子里工作的人，我多少都打过照面。晚班的保安老陈，是我爸以前的工友，厂子垮了就来这里。五十多岁的人，穿着不太合身的制服，站在旋转门边上，对醉醺醺的客人赔笑，对想溜进去的青少年板脸。他值一整夜，天蒙蒙亮下班，工资“比看小区高些，能凑合着给儿子存点彩礼钱”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神是疲的，但语气里又有种撑住了的硬气。还有那些服务员，男女都有，年纪很轻，妆化得有点浓，白天在出租屋里补觉，下午醒来刷手机，晚上又精神抖擞地扎进那片喧嚣里。他们的收入，我大致了解，扣掉押金和所谓“服装费”，到手的，好的时候能顶镇上超市收银员两三个月。这是实打实的诱惑。一个叫小雅的姑娘跟我说过，她干这个就为快钱，“干一年，能给自己攒个像样的笔记本，再给家里换台大电视，完了就去学美甲。”她说这话时，手指夹着根细长的薄荷烟，烟雾后面，眼神亮晶晶的，又有些飘忽。辛苦是当然的，昼夜颠倒，肺里灌满二手烟，要处理呕吐物，要应对各种无理要求，还得时刻提防着别惹上麻烦。他们的获得，除了钱，或许还有一种逃离了白天工厂流水线或田间地头的、某种虚幻的自由感和热闹劲。站在那个光影流动的盒子里，仿佛自己也成了这小镇夜晚的一部分主角，哪怕只是角落里的一个影子。

我理解他们。真的。临湖镇白天的机会，就像岸边的石头，数得清，也硌脚。工厂、店铺、开滴滴，或者去更大的城市。夜场提供了一种模糊的、带着风险但变现似乎更快的可能性。它像一个暗色的漩涡，吸附着年轻人的精力、时间，也兑换给他们对现实短促的突围。我对这份工作本身没有道德上的评判，生存是硬道理。但我总有某种不安，像看到一棵植物在暗室里拼命往有缝隙的方向生长，形态总有些挣扎。他们的未来，像他们服务的包厢里那些闪烁的射灯，明灭不定。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跳板，但跳板之下，往往是更深的惯性湖水。

回到我老同学的问题。如果他现在坐在我对面，递给我一支烟，认真地问我。我会怎么回答？

我会先嘬一口烟，让烟雾慢慢散开，好像需要这点时间来组织语言。然后我会说：

“电话？我手机里还真没存。存了也没用，那地方人事变动快得像翻书，今天李经理，明天可能就换王总了。你真想找，这样，吃完晚饭，七八点钟，你去湖滨路‘悦动’或者‘星光’门口晃悠晃悠。别进门，就在外边，看到有穿着黑衬衫、像是管点事儿的人在门口抽烟透气，你上去，客气点，递根好烟，就问他，‘哥，咱们这儿最近还缺人手不？’ 比你在网上问一百个号码都管用。”

我肯定会停顿一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补上那句我最想说的话：

“不过，兄弟，递烟之前，你得先想清楚。你想换来的，是一段日夜颠倒的生活，是很快能揣进口袋却不知明天是否还能继续的钞票，是得把自己一部分感官磨钝了才能应付的嘈杂。你得想清楚，你要卖的，究竟是力气，是时间，还是别的什么更无形的东西。临湖镇的夜晚挺亮的，但光打在人脸上，有时候也照不清路。”

他或许会觉得我啰嗦，觉得我只是个有了点无用的感慨、却给不出实际帮助的旧相识。他最终可能还是会自己摸到那条路上去，找到那根该递出去的烟。而我的这些思绪，关于那条路，那些夜晚，那些年轻又疲惫的面孔，关于信息如何像地下的暗流一样在小镇里涌动，最终也只是和那个没有被他再追问的问题一起，沉回我记忆的湖底，像一块不再泛起涟漪的石头。电话终归只是一个数字，而生活，远不是拨通就能接听的。